航拍镜头下的武汉长江大桥。记者金振强 摄
日通行火车200余列、汽车10万多辆，这是68岁的武汉长江大桥每天的交通通行量。这座桥是我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68年了，全桥21285吨钢梁和8个桥墩无一裂纹、无弯曲变形，百万颗铆钉无一松动，全桥坚挺如初。
武汉长江大桥不只是一座桥，它见证着个人的成长，也记录着城市和国家的变迁。那些有关大桥的记忆一旦开启，如大坝开闸，瞬间奔涌。
天堑变通途
夏日傍晚，暮色渐浓，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站在武昌桥头堡上，等待着大桥和不远处黄鹤楼亮灯的一刻。一名拍了武汉长江大桥100余次的大学生说，黄昏才是大桥的终极皮肤，钢铁骨架镀上金边，火车轰鸣撞上晚霞。
武汉长江大桥是众多游客来武汉的打卡点。城市摄影队供图
全长1670米的武汉长江大桥，横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站在大桥上眺望四周，整个武汉三镇连成一体，尽收眼底。黄昏时，桥面沥青味混着江水的味道，成为限定的嗅觉记忆。
高约35米的桥头堡，是大桥最醒目的特征之一。朴实俊秀、四方八角的桥头堡堡亭，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这种借鉴了清代黄鹤楼“攒尖顶亭式”风格的设计，恰好与黄鹤楼交相辉映。
众多游客在长江大桥上拍照打卡。记者史伟 摄
武昌桥头下的大桥纪念碑与大桥相互依偎，碑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的诗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警岗亭旁的石墩刻着特殊年份的防汛水位，1998年的标记比人还高。
对外地人来说，不来长江大桥打个卡，仿佛不算真正到了武汉，因此与长江大桥合影，成了一个多年的潮流。在这无数的留影中，有两张照片颇受关注。
雷锋18岁时响应号召去鞍钢当工人，途经武汉时，留下了一张与武汉长江大桥的合影。年轻的雷锋面露微笑，站在大桥桥头堡下，右手手臂上搭着毛衣，左手提着白色有图案的手提包。
同行者回忆，雷锋当时看到大桥，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自言自语道：“原来全是钢铁呀！这需要多少钢铁呀！”对于这次短暂停留，雷锋在《我学会开推土机了》一文中写道：“一路上经过了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了首都——北京，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东西。”
特赦后的溥仪是1964年同夫人李淑贤一起，随全国政协参观团去南方参观游览时与长江大桥留影的。这位末代皇帝被这一新时代的由人民创造的壮丽建筑所震撼。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真感到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新中国的前途真是光芒万丈！”
是啊，他怎能不被震撼。从清末到新中国，在武汉修建一座长江大桥，是几代人的夙愿。
190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最早提出在武汉建一座长江大桥的设想。当时，京汉铁路全线通车，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他设想建桥跨越长江、汉水，用以沟通南北铁路。
1913年，“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组织人员对武汉长江大桥桥址进行初步的勘探和设计，这是武汉长江大桥的首次实际规划。詹天佑给武汉长江大桥的选址就在武昌蛇山与汉阳龟山之间，桥式设计了3种，均为公铁两用钢桁梁桥，桥上有火车路2条、电车路2条、马车路2条、人行路2条。尽管最后设计完成，但因社会动乱、政府财力有限等原因，未付诸实现。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也提出过造桥设想。此后的1929年、1935年和1946年，相关部门先后3次提出了建造武汉跨江大桥的计划，然而由于国力贫弱，内乱频仍，计划最终搁置。1946年提出修建武汉跨江桥计划时，还成立了“武汉大桥筹建委员会”，推选茅以升为总工程师。
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才首度进入实施阶段。
对武汉满怀深情的毛泽东一直关心大桥建设。1949年9月，毛泽东主持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通过了茅以升等人提交的修建长江大桥的提案。
1950年，武汉长江大桥开始钻探测量工作和初步设计；1953年2月，大桥开始筹备兴建；1955年9月1日，大桥正式开工，历时2年1个月，全桥工程于1957年9月全部竣工。
数据显示，大桥通车后的5年，所节约的货运费已超过整个工程造价。
繁忙的武汉长江大桥。记者詹松 摄
在武汉人心中，大桥的意义早已超越建筑本身。翻开武汉人的老相册，少不了以大桥为背景的照片；不少武汉人的名字中带“桥”，2024年，市公安局统计了武汉人取名时偏爱的字（词），排名第一、二的分别是“江”和“桥”，“建桥”“长江”排在第九、第十。
“大桥”牌缝纫机、火柴、香烟、圆珠笔、乒乓球、打火机、石膏绷带、油漆、肥皂、纽扣……“大桥牌”产品一度红遍大江南北。
在这座城市，你能强烈感受到一股大桥情结。这份对于大桥的浓厚情感，牵系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艰辛建桥路
1957年初，9岁的余启新因父亲工作调动，和家人一起从汉口搬往武昌居住。一家人把全部的家当都搬上了租用的木船，准备过江，结果当天江面上刮起8级大风，他们不得不在船上住了3天，等待风停。
余启新至今还记得一家人站在船上，望着江面上即将合龙的长江大桥，父亲对母亲说：“快了，就快修好了。”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这天，余启新作为少先队员代表，站在了欢庆的人群中。在桥上，他看到了大桥建设者和苏联专家在桥头牵了一个彩带准备剪彩，辅导员告诉他：“那个高个子的就是苏联专家的领头人。”后来，余启新知道那就是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
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建设现代化国家宏图的诸多重点工程，布局在自重庆到武汉再到上海的这一条轴线上。黄金水道是东西大动脉，武汉长江大桥则把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为一体，形成完整的京广铁路，打通中国南北经济的大动脉。
由于我国尚缺乏建设特大桥的经验，1954年，苏联政府派遣28名专家来武汉援助建桥，西林担任组长。多年后进入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余启新在研究这段历史后，更体会到建桥的艰辛。
西林等苏联专家曾经在苏联、欧洲等地建过很多桥，但他们来到武汉，看到长江后还是很惊讶。苏联专家通过实地勘探和多次试验发现，长江的水流很急，流速远超过欧洲的江河，用过去的老方法建桥有困难。
武汉长江大桥的基础施工，多个墩位岩面在施工水位35米以下，最初的设计是采用当时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气压沉箱法”，这种技术需要工人深水作业。在长江这样水深接近40米的江底，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几小时，不仅效率低，而且有的墩位存在有毒气体，施工风险大。
面对水深流急的长江，西林大胆提出了不仅在苏联，甚至在世界桥梁史上也从未用过的全新方案——大型管柱钻孔法，将水下施工改为水上施工，加速工程进度、降低造价。从1955年初开始，中苏两国技术人员经过长达6个月的试验，验证这种新方法的可行性。为论证新方法，西林多次被召回莫斯科，应对其他专家质疑。
在中苏专家慎而又慎研究后，中国政府决定采用西林的方案。这份信任让西林感动，也使他倍感责任重大。他说：“从此，我要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的土地里。”
当年向管柱中灌注混凝土，大都靠肩扛人挑，工人吃饭的时候都是嘴里含着馒头，抬着杠子往前跑。负责机械管理的孙春初是大桥局机械经租站的第一任站长，即使在家休息，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聆听打桩声，听到声音出现异常，就马上跑回工地。
余启新和家人搬到武昌后，就读的武昌第一小学就在大桥工地旁边。透过教室窗户，能看到工人们推着翻斗车在工地上奔来跑去，工地广播里时常响起《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的歌曲，他至今都会唱。
余启新说，苏联专家们非常关心中国工人的健康。有个装吊工受伤了，苏联专家听说这件事后，买了水果和鲜花去看望他，所以苏联专家跟工人的关系很好。
大桥通车后不久，西林就启程回国了，但他念念不忘中国。每次问他访华愿望，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武汉，看看我的“铁儿子”。
西林最后一次访华是在1993年5月，中铁大桥局在武汉为他庆祝了80岁寿辰。此时余启新作为桥梁建设报总编辑，再一次见到了西林，尽管他背有点驼，满头华发，但春风满面。
那天，大家陪同西林去了正在建设中的武汉长江二桥。西林站在工地上十分兴奋，为中国桥梁事业的发展感到由衷高兴。他说：“过去，我们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你们是我们的老师。”
回到会议室，西林和昔日的同事、学生聚在一起，叹了一句“岁月呀，岁月”。当一位学生说自己已经老了时，西林笑道：“你老什么！比我的儿子还年轻呢！”那天，大家还买来了他最爱吃的荔枝，他高兴极了。
“人民友好使者”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向国际友人颁发的最高荣誉奖。1996年，西林还没来得及接受这一荣誉，就离开人世。
西林一直有个愿望，一定要有一个学汉语的晚辈来继承俄中友好事业。在他的倡导下，外孙女卡佳选修了汉语，并在1996年来华中师范大学进修，学习汉语。
武昌桥头堡的纪念碑上，用铜字铸上了西林等28名苏联专家的名字。西林去世后长眠于莫斯科的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黑色花岗石墓碑正面是微笑着的西林的头像，背面则是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图案。
接力护大桥
今年已96岁的赵煜澄一直珍藏着一张合影，这张黑白照片里6名西装革履的帅气小伙整齐站成两排。这6人也被称为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六人组”，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与完成了大桥的设计工作。如今，6人中只有赵煜澄一人在世。
1952年，23岁的赵煜澄从交通大学毕业不久被调到武汉大桥设计组，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5名交通大学毕业的同学。
6人中，唐寰澄是全桥建筑美术设计，他设计的桥头堡美术方案，被周恩来总理批准为首选；李家咸曾先后参加和担任大桥钢梁初步设计及施工设计、大桥正桥部分桥墩基础施工设计组组长；赵煜澄曾担任大桥施工组织设计小组组长；周璞承担基础工程设计；华有恒参加了大桥钢梁方案设计及江汉桥混合梁钢桥设计；丁饶也是大桥初步设计参与者之一。
赵煜澄回忆，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建设，大桥钢梁拼装两个月后，发现固定桥梁杆件的上万颗铆钉与孔眼间有2毫米缝隙，出现松动，拼装马上停工，直到新铆钉填满缝隙，先期铆钉全部弃用。
大桥通车后的68年里，代代养桥人风雨无阻，接力守护着大桥。
长江大桥汉阳引桥段，上百根新的桥枕护木置于桥下，等待更换。4月至11月是大桥大修的黄金时期。利用12时40分至14时40分的两小时“天窗”时段，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桥工段长江大桥桥梁车间的工人们抓紧时间对大桥枕木进行更换。
大桥养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从钢梁桥检查、线路几何尺寸整治、桥枕护木更换等，作业项目有100多项。除了日常养护，大桥每隔10年至15年还会接受一次大修。
55岁的工区班长胡建刚在大桥上一干就是30多年，作业时，他腰间总要挎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轨温表、卷尺等工具，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日常巡逻，他会格外注意桥面是否有异物、钢轨是否有异常、扣件是否松动。胡建刚几乎触摸过大桥的每一颗铆钉，如今百万颗铆钉无一松动。
在胡建刚的印象里，1990年7月，大桥遭遇了一次较大碰撞。那天，傍晚狂风大作，桥上行人突闻一声闷响，只见江里伸出一支铁臂，打在桥栏杆。原来，武船的一艘1200吨浮吊船风中脱锚，顺流加速，船舷撞上大桥4号桥墩，拉出了10.8厘米深的槽子。当晚，值班的、不值班的桥工都自发上桥维修，直到完成修复。
工区工长李志国感受着大桥养护从传统手工时代到机械化、再到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跨越。在大桥通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养护维修桥梁靠着肩扛手抬、手工劳动。2000年后，电动扳手、电镐、电动打磨机、高压喷漆机等先进工具开始广泛使用。如今，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兴起，他们创建了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可24小时监测大桥的状况。
“人在桥上，桥在心中。”几代养桥人将这句话刻在了心中。
当年，以极端环境为标准，大桥设计打足提前量：假设两列双机牵引火车，以最快速度同向开到桥中央，同步紧急刹车；同一时刻，公路桥满载汽车，以最快速度行驶，也来个紧急刹车；还是这个时间，长江刮起最大风暴、武汉发生地震、江中300吨水平冲力撞到桥墩上，武汉长江大桥仍坚如磐石。
一流的设计、一流的建设、一流的养护，让68岁的长江大桥至今无虞。
7月16日，第50届渡江节，武汉长江大桥见证选手横渡长江。记者史伟 摄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前夕，毛主席来到桥上。他翻着反映大桥建设的画册，关切地询问：“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了吗？”大桥建设者回答：“可以修了。”“真的可以修了吗？”毛主席又问了一句。“确实可以修了！”建设者充满信心地回答。毛泽东勉励建桥者：“建设更多的桥梁，让江河上到处能走！”
1968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1年后，由我国独立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95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后的38年，长江武汉段的第二座跨江大桥——武汉长江二桥建成通车。
如今，长江上已架起100多座大桥，大江南北紧密地连为一体。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中铁大桥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建桥国家队”，依江而兴的武汉拥有了一张名片——“世界建桥之都”。
故乡有此好湖山
盛夏汛期，长江水位上涨，江面变得宽阔，人们来到桥畔，亲近江水，欣赏桥景。桥梁，不再只是过江通道，它成为武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汉马选手奔跑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记者陈卓 摄
汉阳门码头，常有人依次从江边6米高台一跃而下，跳进波光粼粼的长江。入水前，有人喊着口号：“武汉！精神！”随后展高双臂，站直身体，一个猛子扎进江水里。
桥边跳水的多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年龄跨度从20岁到70岁，在外地人看来，这样的武汉人太热血了。
曾在大桥桥头堡担任电梯服务员30多年的徐国先、徐国庆两姐妹，见证了有关大桥的青春记忆。
20世纪80年代，武汉可以逛的地方还不多，到长江大桥上走一走、去江边兜兜风，是不少年轻人约会的普遍方式。
那也是大桥桥头堡最红火的时期，排队参观的人站到江边上，大桥两边桥头堡的8部电梯全部打开，仍满足不了游客需求。
在桥头堡工作多年，她们知道了大桥的一个秘密：一般人认为长江大桥有七层，其实还有一层，那就是桥头堡地下室。地下室主要是给桥上排水用的，下雨积水后，阀门一开就放水，这是当年大桥设计的先进之处。
姐妹俩所工作的武昌桥头堡下，也是另一些人工作的地方。1957年，武汉国营大桥照相馆成立，次年照相馆设立的位于武昌桥头堡下的外拍点，也是当时桥下唯一一家为游客和市民拍摄纪念照的照相馆。
那个年代，照相机还是个稀罕物,一张黑白照收费0.8元至1.2元。照片拍好后，一般是根据游客留下的地址邮寄，每封挂号信收费0.15元，很多武汉人也采用这种方式收照片。
后来，大桥照相馆开始提供拍摄彩照服务，冲洗后为3寸，每张收费1.2元。从开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桥照相馆生意一直很红火，不少外国游客也来此拍照。
1996年，大桥照相馆外拍点拆除，大桥照相馆也改制为大桥照相馆中心店，10年后，停止营业。
在照相馆生意红火时，高中毕业的徐莉抓住了机会。1981年，徐莉响应号召自谋职业，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摄影技术，次年9月，徐莉拿到了工商执照，成为武汉长江大桥下首个摄影个体户。
那时，徐莉每天都会热情地把游客带到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取江对面的3个景点——大桥、电视塔和晴川饭店拍照。每月200多元的收入，是她父母工资的近10倍。
如今，大桥下早已无照相馆，但武汉长江大桥仍是外地游客到武汉最受欢迎的打卡地标之一；拍照可以不用照相机了，但市民和游客与大桥的影像常常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游客在长江大桥上拍照留念。记者史伟 摄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余启新一直记得大桥通车的情形：桥下的花园里、护坡上都是人，大桥上前面是小轿车，紧接着是公共汽车，最后是卡车，它们依次缓慢前进，车队后面是游行的队伍，有划采莲船的，有玩龙灯舞狮子的。飞机在天上撒宣传单，红的绿的漫天飞舞。
余启新看过世界不少地方的各种桥后，仍认为武汉长江大桥是他心中最特别的那一座。“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因为武汉长江大桥，他把苏轼的诗，改成了“故乡有此好湖山”。
（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谢会芳】